来源 | 投资家（ID：touzijias）

作者 | 刘大成

“网聚产业专家，论道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创新讲堂4月14日开播，该讲堂是由“北京创新科技研究所”与“国合·耶鲁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项目联合发起并主办。讲堂围绕数字经济国家战略、数字技术创新以及产业数字化展开，邀请国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者、学术权威和知名企业家，分享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创新前沿、企业数字化成功转型案例等。

4月14日15点，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大成教授带来“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直播分享。

本文根据刘大成教授直播内容编辑而成，以飨读者。

各位国合﹒耶鲁的同学们、网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大成，非常高兴与大家交流《5G时代的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今天的交流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介绍当下物流业发展的困境、挑战和机遇；二是介绍从信息化、网络化到数字化时代的智慧物流供应链变革；三是介绍数字化时代智慧供应链的典型企业案例；四是介绍现代智慧物流的系统性创新。

一

当下物流业发展的困境、挑战和机遇

首先跟大家交流一下物流业在当下发展的困境、挑战和机遇。

大家可以从PPT上看到今天（指4月14日）的全球疫情极其惨烈，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死亡人数超过10万，确诊人数超过170万，对国际、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次疫情，我把它分成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疫情的前期，前期核心的问题在于供给端，我把它与中后期的分界时间点放在3月26日或者27日，因为3月26日湖北省人员全面放开出去省界；而27日我国外交部声明封闭了国门，不允许外籍人士进入了。当然业还有一部分没有封闭成，比如中俄边境的绥芬河。

前期和中后期的差别在于，前期更多聚焦在解决医疗防护物资和医疗资源的运输交付保障，更重要的是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后期面临的问题则聚焦在需求端。

中国作为全球的世界工厂，我们的供给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产业结构齐全，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体系的行业全部覆盖；另一方面是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商业、移动互联网的电商快速的崛起和发展，使得我们在防疫隔离这个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下，依然能够对医疗防护物资和基本生活需要进行有效的保障，这在全球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当中后期来临，我们面临更大的困难是全球性的封国封城。2019年中国外贸总进出口额大概31.54万亿，GDP是99万亿，所以外贸占GDP 1/3左右，中国出口额是全球第一，而进口额是全球第二，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道，中国这么高的进口额是来源于中国强大的出口额，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只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环而已。

现在全球按下了暂停键，全球供应链受损；但暂停键之后呢？我们有极大的概率遇到非常大的风险。自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强劲，由于资本的流动性非常强，但是劳动力相对固定，所以全球化的资本与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有效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是导致了发达国家最底层普罗大众的低端劳动力岗位被剥夺，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以往给了制造业以大量的补贴，像钢铁、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行业，但是其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成本，依然难以阻挡全球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综合供应链和产业链生态的市场竞争能力。

因此，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底层劳动者的要求改善民生的呼声越来越强，近年来，无论是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实际上都是代表最底层百姓，特别是失去低端岗位的最大多数底层百姓的呼声，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选举需要，事实上早已经走向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因此全球从政府到底层民众已经开始普遍泛起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此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已确认要把医疗资源产业链从中国挪回美国，现在又有官员发出号召，要求美国的企业搬回美国，并给与搬迁相关的税收优惠；在日本，政府出台政策，直接拿出2435亿日元帮助在中国的企业迁回日本，其中中小企业政府支付迁移费用2/3，大型企业政府支付1/2。可以预见，发达国家为了选情的需要，在疫情后，有极大可能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的迁出。虽然低端供应链受制于中国完整产业链的成本优势、组织优势和规模优势，但高端供应链和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围剿与逃离以成灰犀牛态势。

疫情前期，物流业应该是所有产业中首当其冲、重中之重需要保障的产业，这个时期，医用防护物资和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是防疫隔离政策下最需要的，如果按照投资回报率和覆盖民生数量来衡量，甚至高于医疗资源，所以快递企业和电商走到了全民防疫行动的最前面，成绩突出；而疫情中后期，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中，更多的是维系和修补全球受损供应链的国际物流。

大家知道，在航运海运中，虽然有70%的欧亚贸易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海运在全球航运业的占比却恰恰相反，三大海运联盟中，M2、THE和OCEAN，只有中远海占据其中一个位置，而且实力也远不如马士基、地中海等船队。特别是海运船代和船公司，只有10%的船只在中国手中，而90%受控于全球的其他头部企业。

而航空物流相对更惨，全球前三位拥有近70%的货机，如FedEx拥有681架货机，DHL拥有270架货机，UPS拥有261架货机；而中国内地13家航空货运公司拥有的货机总数为174架，其中最多的顺丰航空拥有58架，对比之下，中国航运业整体没有与其市场相配的国际物流能力。 

而一旦逆全球化趋势形成，其他国家政府仅仅需要控制全球物流资源，就足以摧毁中国劳动力红利和完整供应链的市场优势。所以，未来保障全球供应链的全球物流能力，将会成为中国真正全球进行贸易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胜负手”。逆全球化不仅冲击“中国制造”，更全面冲击中国的国际物流业。

中国特色严格的防疫隔离使得“无接触物流”的概念成为物流业的热点话题。在PPT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认为的“无接触物流”应该是由无人机、无人车、Kiva机器人、自动分拣、自动传输、自动装载和转载和机器人递送等高科技技术或是黑科技产品；但是实际情况呢？我们连平时习以为常、最为普通的“无接触”的小区共享快递柜也没法使用，由于各级机构懒政避责，隔离措施层层加码，快递员根本不允许到小区里使用快递柜，相反是在小区门口呈摆摊式作业，所有收发件人不得不出出进进且密切接触，小区管理人员相应几十倍增加了查证测温次数，比快递员进小区造成的风险增加了百十倍；武汉等重点疫区的小区还组织志愿者采取了绳拉杆递的方式，虽暂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绝不是未来无接触物流的发展方向。

物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自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传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发生了改变，其中消费超过了外贸和投资的拉动。而消费的核心是在于商贸渠道，商贸渠道的保证则是物流。因此从2014年起，中央开始极度重视物流业，当年就提出了物流业降本增效，并在2016年推出了《物流业降本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然而，三年过后，从统计结果来看，物流业社会总费用占GDP的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0.2%，从PPT中可以看到，除了运输总费用的占比下降0.3%，但是仓储费用和物流管理费用的占比分别提高了0.4%和0.1%。

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上升了0.2个百分点，其根本原因是资源配置的核心禀赋没能发挥统领的作用。在物流向供应链的转移过程中，我们走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滞缓，特别是在基于全球供应链的物流体系上。

供应链的词汇六十年代就有，但现在所说的“供应链”，则来自于最早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一书中的“价值链”，到了1996年，Porirer和Reiter提出了供应链的定义，并持续至今。

在全球物流和供应链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专业组织是成立于1963年的美国物资配送协会，其在1985年更名为美国物流管理协会，该协会在1998年提出物流将全面转向供应链。中国也在这个时期发表了许多关于供应链管理的学术论文，包括马士华出版了《供应链管理》一书。2001年清华大学成立工业工程系，我受命参与组建工业工程系，并在全国第一个开设了《供应链管理》课程。应该说，对于物流，中国在理论上比美国落后了60年，比日本落后了20年；但是在供应链管理理论上，中国应该是差距甚微。2005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更名为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并在当年学会奖授予了牛津大学的马丁﹒克里斯多夫教授。马丁教授获奖的主要观点是，“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特别需要引起同学们注意的是，2012年1月25号，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尼特﹒纳波利塔诺女士发表了白皮书，就是《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在这个白皮书中已经完全呈现了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上的整体走势，其两个目标包括全球安全高效的货物运输和弹性供应链。

仅从两条目标的小标题来看似乎是人畜无害，但其认定的风险与致命威胁除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之外，其他5个影响其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的要素前后顺序分别是挑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中国、欧盟、俄罗斯和恐怖组织，有没有点儿细思极恐的味道？ 

而后，德英日韩等国也开始把供应链管理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则在2017年10月5日，由国务院发表了《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国家战略，主要分四个行业两个方向。

所谓四个行业，第一是农业的供应链，第二是中国最依赖的制造业行业，第三是能源供应链，第四是供应链金融；而两个方向，一个是绿色供应链，一个是全球供应链。

中国物流业成本高、效率低，但并不是每个细分领域都如此。比如中国快递业在营收和快递量上全球遥遥领先，2019年已经完成630亿件、业务收入7450亿元，超过了美欧、日、韩所有发达国家的快递总量。那么，为什么快递业在物流业的细分市场中一枝独秀呢，我认为这其中有四个核心要素。

第一个是有快速增长的市场空间，连续6年增加25-50%，这起源于中国互联网电商平台市场的快速增长，而电商物流的70%由快递物流支持。传统的中国零售业渠道落后而信誉不佳，由此当互联网零售平台诞生后瞬间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特别是实现了差异化供给与个性化需求可以近零成本近零延迟而精准对接且形成规模化，极大地丰富了供需市场两规模，也推动了快速增长的快递市场。

第二个是有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人，70.07%的快递小哥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相比之下，美国快递从业人员只有70多万人，平均收入则是中国快递小哥的3倍以上。可以在后面还拎起的话题就是流动性极其的资本与固定在国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极为高效地进行了资源配置优化。

第三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服务等黑科技带来的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传统没有任何技能的农民工进城第一份工作大概只有月薪600-3000元钱，而如今快递小哥的工资在5000元上下；据统计，快递小哥的平均工龄只有9个月，而后会转向外卖小哥，将月薪提高到4000-20000元钱。这其中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或者是禀赋来自于移动支付、移动导航、NB-IoT、大数据和云服务以及人工智能支持的快递运营平台，使得各种要素禀赋在时间、空间和逻辑维上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第四个要素是强大而流动性极其的全球资本的推力，我们从右边的图表上可以看到这几年资本注入到快递市场的规模。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低端岗位缺失与已流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融合的原因所在，受选票影响的发达国家政府只好以“逆全球化”方式才获取最广大选民的认可。

与一枝独秀的快递业相比，中国物流业却积重难返。我这里将影响中国物流业成本和效率的四个要素归为“两有、两缺”。“两有”包括：第一，中国物流市场同样广阔，做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物流市场也是全球第一，2019年，无论是货运量，还是货运周转量，都是美国的3-4倍；第二，劳动力红依旧存在。中国物流业从业人员将近有6000万人，且许多属于自雇型的，如公路货运中拥有3000万卡车司机、1500万车头和750万各类运输企业，运输企业平均拥有两辆车头，工资收入偏低。

“两缺”则包括物流技术/运营体系缺失和资本缺失。

在技术/运营体系层面，首先是2019年货运量占比77.81%的公路货运行业集中度偏低。中国公路货运的行业集中度只有1.2%，快运行业集中度只有3.0，而对比美国的前10名行业集中度是78%，前5名行业集中度是55%。行业集中度过低会造成全行业“小散乱差”、过度竞争造成的市场价格扭曲和超限超载，由此也导致议价权缺失和账期过长、现金流严重不足。

其次是城市集配技术体系缺失。定位在城市集配的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其成本控制能力和效率要严重低于同样的城际间干线物流，最后一公里、最后100米的配送成本要高出干线物流成本的几十倍。

第三是居于垄断地位的铁路物流在市场响应能力上严重不足。尽管从顶层交通国策规划了三年“公转铁”、“公转水”运输结构调整，然而，两年过去后，铁路的货运量在蓝天保卫战的强制性转变、铁路运价降价增量、与大型企业签订大宗货运长协合同和推进铁海公多式联运等各种政策多管齐下，铁路货运量占比也仅从2017年的7.80%提升到2019年的8.19%，水运占比提高到13.99%。铁路占比不高的原因一方面归咎于其计划性过强而响应性和服务柔性不足，另一方面则应归咎于国营垄断企业固有的因激励不足而导致末端岗位权力寻租造成的市场障碍，当然相信此弊端会随着铁路作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和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的完善而相应消亡。

“公转铁”、“公转水”运输结构调整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全系统全周期考虑的，一是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落地在铁公基，按照铁路中长期规划，到2030年累计投资3.8万亿元，铁路网覆盖每个县域，“公转铁”将有力推动投资资源的使用；二是以围绕首都的多省市“公转铁”、“公转水”可以利用铁运和水运的绿色环保属性，推进蓝天保卫战；三是利用“公转铁”逐步改变扭曲的货运市场价格体系，摈弃黑经济和超限超载。

在资本层面，体现在过长账期和现金流严重不足。

为什么公路货运和仓储等行业集中度非常差？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对应的合作企业如船公司、货代、港口和铁路，特别是服务的甲方客户，这些中小微物流企业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议价权，所以账期也就非常长，从提供物流服务后的三个月到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拿不到应收账款。

而它的支付需求非常强，时限非常短，如支付员工工资、支付加油费用等都需要现金支付，这样极度紧张的现金流就必然导致企业规模无法扩大，行业集中度也无法提高。

同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是天然伴生的。由于这些企业“小散乱差”导致其信誉信用严重不足，特别是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7年，怎么可能具有高信用，低信用的“融资贵”是合理而必然的。

“融资难”也无法避免，银行及非银行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共性就是风险防控。无论银行总行出台什么优惠政策，基层银行支行长却要对贷款终身负责，对于没有信用或者信用较低的小微民营企业，支行长为避险避责天然就会拒绝放贷，“融资难”就这么合情合理地存在了。

那么一旦政府要求给与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支持，而基层支行长又避之不及，那么这部分资金就必然是在金融机构内部的空转，使得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中衍生出各类金融白手套儿，小微企业到手的融资也与高利贷差别不大。

我们还可以看到全球有效的多式联运体系在中国并不能发挥作用。欧美国家的公铁联运在40%左右，美国连续三年的铁海联运占比达49.5%；而中国公铁联运的占比仅有2.9%，海铁联运经过政策推动、市场拉动，两年过去了，也只是从1.5%提高到1.8%，仅提高0.3%。 

那么成本占比反而提高的仓储和物流园区呢，虽然行业协会统计全国投资建设的物流园区有67.9%已经很好的运营了，但我带研究生们走访了排名在前的物流园区，数据并不乐观，许多物流园区还是在养草，真正按规划目标实现运行的1/6左右，这可能是因为物流园区是过去十多年唯一最容易拿到土地审批的吧，所以最容易被地方政府和市场资本联手做虚。 

还有一个值得推及的是中国的冷链体系也严重不足。此次疫情中显示特别突出，由于生鲜农产品的时效易变质的性质，由于社会冷链基层设施匮乏和体系不足，导致农民的生鲜无法出售，只能烂掉，而城市居民望眼欲穿而买不到低价保质的生鲜。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普及了面向普通生鲜农产品的冷链，所以农产品在流通中腐坏极少；而中国的冷链多数仅存在于药品和高端海鲜品类中。究其原因，是我们在社会冷链基层设施建设中缺项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是利用税收进行冷链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仅依靠市场中的企业投资。

冷链比较特殊，从田间地头预冷到末端零售冷柜应是全程封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会造成冷链全链投资的浪费，所以市场化物流企业在冷链上的投资风险是极大的。而一旦政府构建社会冷链基础设施，市场化企业在此基础上投资回报就有保障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物流业就难有前程了呢？其实倒也不至于悲观，即便在现有体制机制的约束下，物流业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机遇。

二

从信息化、网络化到数字化时代的智慧物流供应链变革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一下，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定义及内涵是严格不同的。

信息化解决的是人与机器之间的数字联通的问题。如制造业企业信息化中许多企业使用的ORACLE数据库、PTC公司的PDM产品数据管理、SAP公司的ERP企业资源管理、以及MES制造执行系统、WMS库存管理系统等，主要实现了管理者对企业各种资源的实时与非实时的监控、调度和计划等。

网络化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数字联通的问题。1969年互联网技术诞生，从1995年中国开始了互联网商用时代，并在2000年前后产生了互联网泡沫，当互联网泡沫被挤出后，互联网经济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改变人类的生活。过去实体的商贸渠道同时决定生产和消费两端的通用性和规模型，但互联网直接更改了生产与消费间的贸易渠道。传统实体商贸渠道中间商最重要，可以通过对生产和消费两端的信息把握赚钱中介差价，但互联网平台解决了生产与消费的短接问题，且以近零成本近零时延实现了供需两端的个性化与差异化。

数字化解决的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互联，依靠的技术包括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赛博系统等，过去20年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基础上推进了数字化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其与最具流动性的资本融合并快速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再优化。

据英国乐施会统计，2015年全球前67名富豪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全球底层35亿人的财富总和；2016年则变为全球前8个名富豪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全球底层35亿人的财富和；2018年则缩小到前5名富豪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后35亿人的财富总和。这样日益增长的财富差距和基尼系数必然造成民生问题，数字化进一步强化原有的资本强流动性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资源配置优化能力，导致发达国家底层就业岗位缺失，这可以解释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英国退欧等一系列现象，选票政治促使政府开始选择开启“逆全球化”进程。

数字化具体是什么呢？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设备之间可以通过数字自组织并形成自洽，德国“工业4.0”及其的赛博系统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在信息化时代，企业可以通过ERP系统制定科学的主生产计划MPS，交给班组长去组织生产，由工人按计划去拣选零件、搬运和加工零部件，或者安排机器人拾拿、AGV小车搬运和机器人加工；但在工业4.0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系统中就发生了变化。工业4.0核心的赛博系统也同样产生一个指令产生的生产计划，但这次这个生产计划不仅传递给班组长，分解给计划员、调度员和工人，还同时传递给了货架、AGV小车、机器人、加工设备以及被加工的零部件。工人知道何时何地从哪个货架拾取、使用哪个AGV运输、使用哪个加工设备、采用哪种工艺、加工哪个零部件；加工设备知道何时何地由哪个操作工人使用哪种工艺加工哪个零部件；AGV或机器人知道何时何地从哪个货架拾取、运输到哪个设备进行加工；零部件也知道何时何地被哪个机器人从哪个货架拾取、被哪个AGV运输和在哪个设备被哪个工人加工，所有相关要素都可以互相握手并进行自组织的加工，这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工业4.0体系，一方面保证底层的自组织纠错，另一方面提高底层的效率和柔性。

从信息化时代到网络化时代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典型案例就是“利丰供应链”。利丰最早是在1906年的广州成立的利丰行；1937年迁移到了香港，成立了著名的冯氏控股有限公司，以贸易为核心；1992年利丰有限公司以贸易在香港上市。

利丰集团在信息化时代感受到了机遇，1985年由第3代企业继承人冯国经、冯国纶利用信息化技术奖利丰从贸易商打造成为“准制造商”，进行联合开发和无疆界的分散化虚拟生产，最高时候在全球40多个经济体构建了260多个办事处和仓库，聘用了35000名员工，并吸引了遍及全球的15000家供应商。利丰集团在2000年就实现了32亿美元收入；2001年实现了203亿美元收入；当时市值为2050亿港元。

然而，随着网络化时代的降临，人与人开始联通。过去二十多年的互联网商业主要是消费互联网，实现了个性化需求与差异化供给近零成本、近零延迟地精准对接并形成规模化。互联网极大程度地方便了供需双方的短接，进而直接影响了中间商赚差价的市场空间，曾经风光无限做为全球供应链标杆的“利丰供应链”被新型市场抛弃。2020年3月20日，利丰集团的市值仅有43亿港元；利丰股东选择私有化并找到了普洛斯寻求150%溢价并购，近日才将市值拉回到88亿港元。这就是从信息化到网络化的转变。

那么从网络化到数字化有什么改变呢？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产业重要的支撑。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数据，我们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亿元，占GDP的34.8%，解决就业岗位1.91亿个，就业占比达24.6%。大家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解决民生和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数字经济培育了许多著名公司。腾讯在2019年财报中的营收达到了将近3772亿元，其中以王者荣耀为首的网络游戏收入达到了1147亿元，云服务的收入达到了170亿元，集团总净利润达到了933亿；字节跳动2019年营收达到了1400亿，其中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200亿；快手营收是500亿，直播达到了两三百亿，有2000万人在快手上获得了收入，其中有500万人来自于国家级的贫困县。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还推动了无接触经济的发展。表现最为明显的当属日本。据日本内阁府政府数据统计表明，40岁以下的青壮年蛰居族超过了100万人，其中80%为男性，且多数人居然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而日本知名调查公司Shibuya109的数据是针对15岁-24岁的女孩，其中70%属于御宅族。日本学者曾让我以外国人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宅家和无欲现象的原因，我给出的结论就是日本进入发达国家太久，但供给都基本上是共性的，而供大于求后的需求一定会演变成差异化或者说是客户化，差异化的需求只有共性化的供给，也就可能出现宅家一族和无欲一代了。

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即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可以进行数字赋能，通过数字化将产业中原本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关联起来，实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字连接。中国过去常提的中国制造2025，现在更多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实际上都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的一个进步是资源浪费更少，供需关系更加精准，从而实现降本增效。

另一部分就是数字化技术的产业化。数字化产业也可化分两个层面，一种层面是向技术的数字化技术产业，如研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物联网和区块链等。尽管现在许多数字化技术尚不成熟，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还有许多产品成本过高，规模过小，但相信随着技术成熟和市场规模扩大，数字化技术产业也将越来越扩展。

另一种层面是面向应用的数字化产业。尽管数字技术及其产品可能会取消一部分劳动者的岗位，但从过去的300年来考察，所有新技术、新发明和新产品非但没有降低就业岗位总数，而是更大规模地扩大了就业岗位。

面向应用的数字技术还能支持傻瓜式的应用，即支撑哪怕最低端岗位的应用。如快手就利用直播带货解决了500万个最贫困农村的就业人口，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现在急于推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第一，数字经济帮助解决民生问题，并利用数字化平台将投资直接投射到最底层，穿透性很强；第二，数字经济可以是自雇型的，不需要依赖政府；第三，面向应用的数字经济反而降低了对岗位技能门槛，某些数字产业新业态的岗位不一定要求是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而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数字产业、新业态。 

数字经济也会如信息化、网络化一样，具有承前启后的功能，一方面作用于过去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也会在未来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发展产业。

政府在产业战略上应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美国在里根政府时代面临电子和汽车产业完全落后于日本时，推出三大举措。一个是广场协议，在金融方面围击日本；其他两个则是直接面向制造业。一是1988年由美国国防部委托里海大学艾科卡研究所进行关于“敏捷制造”的研究，三年后，里海大学在敏捷制造基础上推出了虚拟企业的模式，后来演变成制造业的“互联网+”，甚至支持了美国后来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二是委托密西根大学吴贤铭研究所在面向底特律推出了汽车“2毫米工程”，直接针对日本汽车的“6毫米工程”。即汽车白车身的总长累计误差不超过2毫米，极大而系统地提高了制造质量。这三项战略帮助美国制造业战胜日本而重新抢回制造业的全球第一。

数字化应用还助推了供应链基础上的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当一个行业处于上升期，如快递业连续6年高速度增长，必然引发强流动性的资本追逐和重资产投入。如顺丰投资鄂州机场、争相购买航空货机，京东打造无人仓、无人车和无人机，菜鸟全球布局物流骨干枢纽网点，其实当下并不一定符合当期投资回报，但却完全配合资本对未来市场把控的期望。

而当一个行业处于平稳甚至下滑趋势，资本就会更加倾向轻资产经营，如面向“小散乱差”公路货运的网络货运平台（过去称为“无车承运人”）数量急剧上升。相信今年可以从疫情来预期经济和整个产业是下降趋势，多数行业企业的优先选择就应该是轻资产而综合协调市场机会和投资风险。

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是支持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特点是融资难、融资贵。由于小微企业的信用差，融资贵是必然的，但融资难就不是必要的了。

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同时被市场接受的创新型小微企业也是增长性最快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是落在小微企业身上，但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却基本上都落在大企业和央企身上；与此同时，小微企业解决就业岗位的比例最高，也就是在帮助政府在保民生。这就带来一个核心的思考，如何能保障和帮助小微企业存活？

与财税直接补贴不同，国内用商业银行和现存银行外金融机构直接去支持小微企业是不现实的，商业银行与现存银行外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风险，支行行长要为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用不足承担无限风险，必然在操作层面规避或者不做为。因此，不管国家给出何种促进金融机构直接对接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优惠政策，现实中也只能是在金融机构内空转，最后演变称为金融机构内滋生的白手套（套利企业），中小微企业依旧面临的是类似“高利贷”形式的贷款。

只有与中小微企业直接产生经营关系而可以用自身话语权或对全供应链的超强控制能力确保避免中小微企业违约行为的链主/盟主等规模化（/头部）企业，他们或自身具有足够现金流，或可以有足够信用从金融机构获取规模（甚至低息）贷款，并以供应链上贸易相关中小微企业的实际交易（包括交易合同）给与供应链金融服务支持，链主/盟主企业既有能力监控/监管和给与供应链金融支持，也有意愿进行供应链金融服务，更有从供应链金融服务中获取额外收益，才有可能保障整个供应链运营的畅通。阿里平台就是以淘宝/天猫上实际交易数据而自我实现对贷款者的信用评定。

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也不断地推进智慧供应链上智慧能力的演变。第一代智慧供应链主要体现在供应链上各个功能内部的资源配置优化，如运输中的送奶线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旅行商问题）、仓储中的多级库存优化等，随着科技进步也逐渐演变成越来越定量化的优化。

第二代智慧供应链则从供应链上各个功能内部转变为供应链上各功能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如运输与仓储之间的功能转换。亚马逊的飞轮效应中有针对金牌会员的48小时、繁华城市区域的1小时送达服务，之所以能够1小时送达，一定是在客户最近的地方留有库存，仓储来代替长途运输而实现最近的本地库存+高效配送。但是大库存本身带来高成本，这其中的库存成本控制实际上依赖于亚马逊在全球最具优势的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力，使得亚马逊能够精准的预测金牌会员的需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学得非常快，如“双11”“618”电商狂欢节，早期这类节日中给马老师和强哥剁手的女同志们是抢到了商品需要等待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拿到心以的产品，对购物的兴奋期已过；而今许多产品都是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拿到购买的商品。这是因为商家早已在“双11”或“618”之前就按照大数据回归出本地需求，并提前将商品跨省跨市运送到本地仓库，购物节当天只是从本地库取出进行城内落地配送而已，不再繁忙时期争夺长途货运资源了；还有包括“盒马鲜生”等生鲜超市的“前置仓”运营模式也是来源于此。

第三代智慧供应链则是直接变革供应链的整体产业结构。过去火力发电要将煤炭从山西运到山东，再在山东电厂发电；而今坑口发电+超高压输变电直接实现了产业链和物流体系的系统降本增效；还有共享单车等分时租赁等也是属于直接利用“一次投入、多次回报”的一本万利方式改变了供应链智慧，但这同样依赖资源匹配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能力。

第四代智慧供应链是并行/平行的供应链之间进行资源配置优化。在信息化、网络化与数字化支持下，各种资源可以根据需要同步并行进行对接，甚至设置“先产出、后投入”的无本万利模式，供应链的现金收入不一定来自最终消费者，而可能来自供应链上各个环节。互联网上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可能成为供应链间竞争的核心要素，如影视业植入性广告就属于未开拍已收回全部投资的新模式。

这种“无本万利”的运营模式还可以推广到在既有沉没成本体系中实现新投入边际利润分享模式。如在国家长期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中，国铁路网将覆盖每一个县域，邮政网络覆盖每一个自然村，供销社网覆盖每一个乡镇，扶贫网络覆盖每一个家庭。这些政府管制的民生网络混合了市场机制和行政服务机制，投资巨大而亏损严重，但如果在此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上进行增值服务的联合运营，则边际收益巨大，也帮助政府和央企弥补了部分的市场收益。

数字经济的优势在于其规模化的边际生产成本趋近零，故而在未来新经济中有强大的市场生命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演变成物流业的新经济和新市场，其新特征就是物流服务需求的个性化（客户化）、即时化、便利化和主动化，就是供应链“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产业链生态。

这次疫情前期是供给端的问题，短时间就可以解决；但疫情中后期乃至疫后都将面临着消费端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增强的不仅仅是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也同样造成了全球进一步结构性的全行业供大于求。而中国更是突出，如钢铁业全球产能18亿吨，中国就占据了9亿吨产能，而全球的需求则只有13.6亿吨，其中特别是中国钢铁的56%还属于建材用钢，更是绝对的供远大于求。

全球结构性供大于求的现状直接导致了供应链上各环节的全方位面向消费市场的争夺，但服务于消费者恰恰是中国的弱项。“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于成本优势、组织优势和规模优势，竞争类似在于质量劣势、创新劣势、效率（耗能）劣势和服务劣势。

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农耕经济社会，建国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度匮乏对消费者消费特征的研究，也从下至上缺失契约精神；相比地中海匮乏可耕种土地导致的商业文明传承下来，使得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超过500年历史的商业社会，其核心价值根植于对消费的理解和商业契约的关注。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在我们关注电影票房收入的时候，好莱坞电影工业已经发展到票房收入仅占20%，《泰坦尼克号》主题馆每年门票收入达2100万美元；迪士尼乐园的票房收入仅占30%，《冰雪奇缘》（第一集）的奥萨公主裙每年都卖出超过300万条；中国流行的城市广场中餐饮与儿童乐园一直火爆不止，也带动了百货和服装品牌店的入住，但这种商贸娱乐休闲集成于一体的MALL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欧美普及；再说一下近十年来电视频道收视率超高的“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热播栏目均为外国版权。因此，我们需要增强和补课的是对不同消费者各种消费行为的真正理解。

前面我们谈到了亚马逊的“以储代运”模式，而实际上亚马逊的核心运营模式在于它的金牌会员-客户化体验-第三方卖家平台所组成的“飞轮效应”，我们可以翻译为“产业链生态”，其在数字化时代的核心优势是其全球领先且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的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与此同时，其物流配送服务已经成为全球物流行业标杆，其对金牌会员在交纳99美元年费后的48小时送达、特殊区域1小时送达的服务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不再一次性购买一周生鲜商品，而是也转为类似中国的即买即食了），并逼迫曾经在实体零售的巨无霸-沃尔玛做出改变，一方面关闭近400家门店，另一方面将原有配送中心的7天周转周期尝试向亚马逊配送中心的48小时周转周期靠拢。我们今天看到的亚马逊市值已经达到了1.18万亿美元，而刚刚出炉的2019年全球物流50强企业中，亚马逊电商物流排名第一，DHL快递物流屈居第二，德迅（K&N）货代物流位列第三，而中国只有两家企业入榜，中外运位居第15，香港特区的嘉里物流位居第25。由此可见亚马逊物流在其大数据、云服务加持下的突出实力。

去年是5G商用元年，而今年更会在“新基建”政策加持下，重点推进5G基建和5G商用，但5G基站功耗大，运营商运营费用高，基于传统消费互联网的3G4G运营模式难以在收益上覆盖运营费用，更不用说覆盖基建成本；只能考虑基于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通过5G与边缘技术的融合，落实到具体如5G技术扩展、VR/AR、超高清视频、车联网、联网无人机、远程医疗、智慧电力、智能工厂、智慧园区、智慧安防、智能家居和个人AI助理等各种应用场景，满足ITU的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海量机器类通信（mMTC）和低时延高可靠性通信（uRLLC）的物物连接和垂直行业应用等场景推广需要。

在5G与边缘计算的融合场景，将会催化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这里因时间关系，我略过不讲，网上也有我写的相关文章。

特别要提出的就是区块链与供应链双链融合问题。2016年11月我基于供应链管理中的博弈与区块链技术的场景落地提出了“供应链与区块链双链融合”概念，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基于两个链各自有两个痛点。区块链的两个痛点一是区块链技术如果没有相应的比特币等数字币的奖励机制，难以落地；二是区块链在中心化市场与管理范围下效率极低。而供应链的两个痛点一是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彼此博弈而难以真实“信任”；二是供应链上的经营活动难以脱离高成本低效率的“中介”监管。而两个链的优势恰恰补足了对方的痛点，供应链监管/防伪/溯源的目的使得链上各方不需要数字币的激励即可结成联盟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博弈恰恰实现了“无中心化”组织；供应链管理渴求的“去中介”、“无信任”恰恰是区块链所独有的，双方珠联璧合。目前我已经在中国发展网、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直接成立了供应链与区块链双链融合研究分院，组织队伍专门在铁路供应链平台、第二代多式联运平台上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应用。

三

数字化时代智慧供应链的典型企业案例

有许多行业和企业都在基于数字的智慧供应链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绩，如这次疫情的物资保障中，阿里旗下的菜鸟利用其布局全球的骨干枢纽网络在全球组织货源并专门寄递到武汉相关单位；医药物流企业九州通在两个小时内高效处理好红十字会混乱几周的医用物资分驳配送。但时间关系，我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快递物流和电商物流在数字化时代构建的两个及其典型而优秀的案例，他们的核心技术框图在图片上，我只做简单解释。当然，他们距离亚马逊物流的数字化智慧能力还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是快递第三方物流的顺丰控股，它从快递起家并独领风骚，但在快运市场上也与德邦一决高下。2019年顺丰控股营收为1121.93亿元，同比增长23.37%；其中供应链业务收入49.18亿元，同比增长28.16%。

值得在数字化智慧供应链称道的是顺丰打造类似亚马逊飞轮效应的“灯塔物流”及“灯塔商业”计划。

顺丰灯塔计划是将快递员、个人用户、企业用户、实际的楼盘社区信息、电商的数据和社交网络统统纳入到企业大数据中，并在数字化支持下构建了无限的增值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阿里联合顺丰一起做菜鸟网络，并将菜鸟定位在只做“天（数据）、地（仓储）、人（配送到门）”中的“天（数据）”；而顺丰掌门人王卫及时清楚地识别出菜鸟要以天猫/淘宝电商物流市场为诱饵，将通达系、顺丰和第三方仓储企业的相关大数据拿到手并打造增值产业生态，因此王卫坚决果断地退出了菜鸟，并将自身拥有的大数字加以利用。

第一个增值场景的就是供应链供需间对需求和供给的精准定位；庞大的广告市场的核心就是进行供需间的精准匹配。第二个增值场景是利用大数据进行行业分析、场景预警、全链消费者画像分析；通过“快递-探照灯”进行监控，通过“仓储-仪表盘”进行整个库存的透视，通过对快递客户的精准商圈和客户分析实现“商机发现”、“风险防控”、“客户挽留”，并提高复购率。第三个增值场景是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方面，顺丰构建自联网、AI技术、IOT技术，并通过AI 2.0和IoT对所有产品及客户进行一体化的感知、决策和执行。

其次介绍的企业是京东电商自营物流，这也是以亚马逊电商自营物流为样板。京东的2019年业绩同样不差，京东2019年营收5768.9亿元，同比增长24.9%；关键是用户数达到了3.6亿人，平台销售额突破2万亿；而京东物流收入239亿元，增长63%，可以想见未来必然与顺丰、阿里菜鸟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

有京东集团可依靠，有外部物流委托，使得京东物流快速成为拥有1690万平方米面积、700多个仓库的巨无霸，并打造了25座“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其在智慧物流供应链上也同样选择向亚马逊物流学习做产业生态圈，2020年京东物流提出打造6118组织架构，其智慧供应链主要集中在6个中台，并形成以智慧供应链为核心的供应链、快递、快运、冷链、运仓和跨境六大产品。

京东X事业部着重在智慧物流和物流环节无人化的探索，无人仓库、无人机、无人车、地下胶囊等尝试，尽管当下从成本控制和技术成熟度还远不及人机混合，但京东更多在于在电商物流快速增长的市场空间下期待以此吸引资本扩展市场，高瓴资本、红衫中国、招商局集团、腾讯等多家机构对此卖点更感兴趣，京东物流也就自然顺水推舟博人眼球了。

京东Y事业部真正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服务等打造智慧供应链的部门，在其智慧供应链的物流智慧大脑中，主要利用数据中台和算法中台支持数据运营管控、规划沙盘推演、智能化执行系统和数据赋能供应链，保障物流执行、物流网络和供应链的智能优化。

四

现代智慧物流的系统性创新

如果说现代物流的体系化智慧，应该归功于集装箱及其运载系统。1956年以前，全球航运业海运船舶只有5000吨载重，因为再大也没有用。一个5000吨货船卸船需要5天，装船需要6天，在每一个港口城市的装卸都需要停留两周时间，港口城市也需要配有5万码头工人做为临时搬运工，肩扛手抬，即便是吊车装卸也是效率极低，目标定位全球市场的制造业也只能靠近港口城市。

然而随着麦克莱恩推进集装箱的应用，特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韦尔登教授在理论上推演出20-25英尺集装箱效率最高，使得集装箱的标准开始建立，到1966年标准集装箱的普及使用使得货船装卸效率起了翻天覆地的提高，自动化装卸可以达到500自然箱/小时，更使得腹地开始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承载地，制造业全球化开始起步。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集装箱体系结合亚洲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了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产生了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当80年代更具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中国打开国门，中国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列车，珠三角、长三角得易于与此，掌握流动性资本并充分享受全球政策红利和劳动力红利的跨国公司们就在集装箱体系的帮助下成为资源配置优化最获利的群体。

可是，也正是由于资本强流动性与稳定的劳动力结合，使得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岗位普遍失业，失去岗位的低端劳动者越来越多，生活水平下降，必然对占尽便宜的资本和精英层进行反抗，而依靠政治选票的西方国家政府只能选择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民生问题。

此次疫情蔓延全球而且愈演愈烈，必然加剧国家间的经济隔离和逆全球化进程，习惯并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必然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央号召全民底线思维，也是未雨绸缪，充分应对可能的最大困难，思考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体系架构。

那么对应的智慧物流系统性体系创新应该有三。第一是将运煤发电结构性升级为坑口发电加上超高压电力输送，这一点我不展开了；第二是以铁路大宗货运为主导推动“散改集”的35吨敞顶集装箱多式联运创新体系；第三是构建以最小封闭运载/转载单元的“百搭箱”城市集配推动第二代多式联运创新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自然地理布局、资源布局、产业布局和经济布局都呈结构性特征，除了胡惟庸线将贫富分开，资源都集中在西部、北部。改革开放的先富起来的地区都在东南沿海，离全球产业链最近。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过去主要面向的是海外，向东指向海港，距离较短，公路运输更加灵活，而且它相对来说响应性服务能力更强，并不需要具有长距离运输优势的铁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铁路货运市场占比节节降低，从60%到30%，从30%到15%，在2017年只有7.8%。

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能源，加之传统国电领导多出自山东，火电也就主要布局在山东等东南沿海。而中国的煤炭资源布局在三西——山西、陕西和蒙西，因此铁路只需要通过西煤东运、北煤南运把大宗煤炭运到东南沿海地区即可，铁路大宗运输的90%在于煤炭，故而国家发改委和国铁集团、神华集团等也长期布局建设亿吨运煤专用铁路重载线路，从大秦线到瓦日线（晋中南铁路通道）、朔黄线和浩吉线。

为保障运煤专线重载铁路的大运力大运量，在铁路发运和接到两端开始布局自动化装卸装备，如在发运货场购置自动装车机，在接到货场构置自动翻车机，看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装卸效率。

然而，这种自动化装置将铁路货场与铁路路网一样变成了线上资源，而由于铁路收支两条线和年底清算机制，发货有收入而接到无收入，必然使得发运局货场只发运而不愿接到，美其名曰“以发定到”，而接到局卸载后只能免费（实际上有花费成本）排空返程，因此也没有积极性。因此出现“重去空回”，运能只发挥一半；不愿意排空的路局当然可以有各自理由推脱排空，进一步降低运能。

当下经济形式在改变中，事实上中国产业结构也在改变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原经济的崛起，无论是长沙，还是武汉、郑州、西安、成都和重庆等，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即边际效益已经超过了传统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果疫情再造成经济逆全球化，就必然相应造成国内产业链生态再布局。

一旦全球供应链停滞或破损，在国内产业链生态中必然形成东南沿海地区变为消费端，中原地区变为生产端，而西部地区成为资源端，在经济梯度作用下形成东南消费-中部生产-西部资源提供的产业链生态。

东西间距离漫长，约2000-4000公里。传统估计600公里距离是公路和铁路货运价格的平衡点，但由于目前铁路转公路装卸“门到门”的接取送达成本过高，实际上已经延长到1000公里做为价格平衡点；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产业和经济掉头向内、向西的时候，铁路货运将成为主流，加上坑口发电+超高压输变电对煤炭货运的减少，铁路货运中的排空车皮数量里将有40-60%的比例是可以形成“重去重回”和“结点成网”的。

如何创新这个体系呢？首先要解决铁路路网的线上资源约束问题，就是把线上资源变为线下资源，将自动化装车机、自动化翻车机取消一定比例，铁路货场自然就从线上资源释放出来，如果再把35吨敞顶箱通过“散改集”，就可以顺利将铁路货场变为线下资源，发送局可以变成接到局，接到局也可以做发送局，“重去重回”将成倍地提高铁路货运运能。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着全球最物美价廉“中国制造”商品，但西北部往往因为过去物流成本过高而无法享受到。一旦铁路重载线路通过“散改集”将标准集装箱与敞顶集装箱对接起来，又会同时形成大宗物流与白货物流的融合网络，给铁路货运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那么以白货标准集装箱的城市集配也需要系统性创新。

标准集装箱过去成功实施了80年，但中国铁海联运占比仅有1.95%，远不如美国49.5%的比例；公铁联运占比也仅有2.9%，与欧美35-40%占比也相去甚远。当然，在中国公路货运“小散乱差”、价格扭曲和超限超载环境下，成本是市场竞争考量的第一要素，这样看来，标准集装箱只适合于水运，因为大型集装箱船在成本考量上根本不在乎标准集装箱内的容积比、载重比是否够高，箱内货物是否重心偏置；然而，对成本斤斤计较的中国公路货运和铁路货运则需要更大的容积比和载重比，铁路货运更是极其在乎集装箱的重心偏置而影响行车安全，加之装卸企业是否拥有高技术的装箱师傅可能导致集装箱内货物总量存在1/3的偏差，必须对现有标准集装箱做重大改造才能实现中国铁海、公铁多式联运的质变性提高。

20年前全球贸易的70%是整车、整机；但近三年的统计数据表明75%的国际贸易商品是零部件，而且是标准化、模块化的零部件。这也是为什么单靠PPT就可以造车的原因，企业越来越依靠供应链和产业集群组织生产。而零部件为核心的全球贸易货物中，有60%的货物最长尺寸是小于1米2，这也巧合与当下快递业盛行的末端配送小车上的箱体尺寸相近。

为此，我在2016年开始研究适合新一代多式联运的载具，包括适合航空货运集成进来的多式联运。经过各自实验和理论推演，我规划设计了以1.2米为最长尺寸，并与现有标准集装箱以“2X2X3”模数相配的最小封闭运载单元——“百搭箱”及其运营体系。

大家可以看图片，在过去自动化技术不强的时候，邮政为提高效率进行自动分拣的办法是什么呢？德国60年代在信封固定位置印刷4个0~9的邮政编码，中国邮政引进后根据需要确定了6位0-9数字的邮政编码，自动化分拣设备就可以快速分拣；然而为什么大家好像都不再记忆邮政编码了呢？因为不需要了，在二维码产生后，可以从右边图片上看到自动传送带上就可以对300毫米边长的快递件进行高效快速分拣；那么如果以物联网为载体，并将智慧芯片植入在“百搭箱”内，当然就可以提高利用门式（桥式）机器人在运载/转载过程中高效无接触分拣了。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中国物流干线货运成本相对低廉，但城市配送末端最后一公里、最后100米的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的单位配送成本要比干线物流高出几十倍，同时在城市边缘货运站场与客户厂区（居住小区）之间没有缓冲，造成货运站及小区的运载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高成本闲置，因此我特别利用“百搭箱”与标准集装箱的模数匹配，在街区构建了占地很小（10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自动可分拣立体仓库，实现标准集装箱与“百搭箱”的拆并作业和库存缓存。

与此同时，在“大云移物智区”技术的支撑下，可以门到门全流程封闭的“百搭箱”及其运营体系可以实现完整的智慧计划、智慧调度和智慧共享，从而将城市配送的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成本降低到与干线物流一致，并实现整体物流体系的降本增效。

当然，这三个从智慧物流整体结构进行体系创新而改变世界的一个想法，只是我个人的设想和实验室理论推演，但我正在努力的去与海铁公空头部企业、物流地产和商贸企业积极沟通，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这一超越万亿市场的梦想，推动“中国物流”能成为与“中国制造”一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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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大成，清华大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